國民教育 (三)

〈錯誤的認識虛妄的認同──替局長先生拾遺補缺（之二）〉
練乙錚 二○○七年十二月七日 信報P19

　　筆者昨日指出，令香港人不能正確地認識、認同自己的國家，主要原因有兩個，一是港英殖民主義奴化教育，二是中共幾十年來推行的各種錯誤、荒誕政策，特別包括摧殘中國傳統文化、全民思想定於毛氏一尊、對人民以至黨員實行消息封鎖、以狹隘馬列觀點並從黨的私利出發杜撰歷史。前者主要通過學校和社會教育，潛移默化，在百多年、幾代人的漫長歲月中產生作用；後者則是通過香港左派的各種大小規模的群眾組織，文化機構和社會關係網絡，擴散影響。

　　不少我們這一代香港人，同時受此二因素影響，因而幾十年來，對國家有最少的認識、最弱的認同（主要是奴化教育受害者），或者是有最錯誤的認識、最虛妄的認同（主要是香港左派及進步人士）。左派錯誤認識祖國事物的例子多得很，例如「四人幫」事件，七六年揭發出來之後，左派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之前整整十年裏以為是最革命、最可靠的四個領導人，事實上竟然是最凶殘的野心家、最無恥的黨員。這還不算什麼；改革開放以後，左派才知道幾十年來深信的一套馬列毛社會主義理論，都是錯的，才真箇厲害。建立在這般錯誤認識上的黨國認同，不是虛妄是什麼？曾局長提出搞國民教育，愚意認為還必須對症下藥，清楚知道是什麼因素妨礙了香港人正確認識祖國，並以之為教育的出發點，民政事務局才不會枉費了功夫和資源。（容我順便提點一下，曾局長的文章裏，指出過去香港人對國家和香港的認識「不正規」、「不系統」、「不全面」、「不完整」，都是事實；可是，「不正確」才是要害！當所有人正規地、系統地、全面地、完整地，但是錯誤地認識祖國，才是真正的災難啊！難道我們這一輩中國人，對此還沒有深刻認識嗎？這點，曾局長是否也疏忽遺漏了？）　　好在今天情況大有好轉。所以，曾局長說，現在推動國民教育、增加認識、促進認同，已具備有利條件，是完全對的。局長更舉出一連串事例，包括祖國多次對香港在危難中伸出援手，大量港人北上、北人南來，解放軍跳傘空降跑馬地等，及香港人對所有這些事例的強烈而正面反應，論證了搞國民教育的時機成熟。這些我也完全同意。唯一想補充的一點就是，時機成熟主要還因為（一）殖民主義奴化力量消退；（二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，內地消息流通的質和量都大大提高，而且還有十七大的陽光決議和相關的陽光法案，都通過了。這兩個因素同期出現，始讓香港人今後有條件比較正確地認識中國，減少虛妄認同。

　　筆者最高興讀到、並且深有共鳴的，是局長指出：令中國人自豪的「中華文明，源遠流長、博大精深……是無比優越的國民教育資源。」所舉例子，包括各種經典史籍、名勝古蹟、出土文物等，都是筆者深愛；前幾年流落異鄉，心中時常想望的，正是這些國之瑰寶。對局長說的這些，我沒有什麼補充，只是有一個概念，提出來討論一下。

　　對實景實物如土地、名勝、文物等的認識，的確能喚起強烈的愛國情意，特別在外敵入侵、國有危難之際，能發揮最強大作用，因此必然是國民教育的好材料。但明白這些實物後面的文化精神，似乎更為重要，否則容易受統治者擺布。文革期間，特是七十年代頭六年，不少出土文物也運港展出，如秦兵馬俑、漢代女屍、金縷玉衣等，但這些東西展出時，正值「批林批孔」運動全面進行，「批儒崇法」、讚揚秦始皇焚書坑儒等的言論鋪天蓋地，其目的原來是要打倒周恩來。實物資源十分豐富，背後代表什麼精神文明，卻完全搞錯了，而且原來是一場讓全民投入的政治大騙局。局長提及的許多可以之推動國民教育的實物例子，固然重要，但這些實物是用來代表什麼的呢？它們能否正確地代表既是在中華文化傳統中、又有現實意義的某些精神呢？和諧？寬容？中道？恕？

　　最能喚起愛國意識、民族認同的，始終是最大多數人民心中認同的一些目的、理想和基本價值。目的可以有階段性，如果在國內，建設小康經濟便是現時目的之一；理想和基本價值則應視作永恒不變，如建設和諧社會、達至社會主義民主等。這些雖是十七大就國內情況提出來的東西，但讓香港人知道也很有必要，有些（如建設和諧社會），我看還應該引進香港、寫入《基本法》，再變成國民教育的一部分。

　　最後一點我想指出的，就是「國民教育的主體是誰？」這個問題。如果把國民教育單純演繹為愛國教育，那麼國家便是主體，一切以國家利益為依歸，個人是其次。如果演繹為公民教育，則個別公民是主體，放在首位，國家的利益是引伸的，為第二考慮。西方的國民教育，以後者為主流。江蘇省教研室去年和美國「公民教育中心」合作，在數十間中、小學推行的公民教育實踐活動，就揉合了二者而形成了可謂中國特色的國民教育，很有啟發性。關於這個「主體是誰？」的問題，與民主作為基本價值有關，容後再議。

　　花了兩篇文章的篇幅，替曾局長做了一些拾遺補缺的工作；如果局長在百忙中有時間看看，看了覺得還有點益處的話，則筆者萬幸了。